患者与病人 - (四川康协)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老一辈医学家吴阶平院士、裘法祖院士等5人联名向原卫生部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医学教材及医学出版物中“患者”一词统一更改为“病人”。理由是：在我国早期医学词典、医学教材、医学出版物及汉语言辞典中并无“患者”一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患者”一词才在关外出现并传入关内，因此，“患者”一词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殖民时代有着很大的关联。

根据他们的理由，我们查阅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缩印本《辞海》，“患”字的意思有：（1）祸害；灾难。如防患未然。《左传·襄公十一年》：“有备无患。”（2）忧虑；厌恶。《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3）害（病）；病。《晋书·桓石虔传》：“时有患疟疾者。”在我国古代“患”字虽有“病”意，也有“患……者”的语式，但并无用来专门指称病人的“患者”一词。

在百度百科“汉语词语”一栏中，“病人”一词，是指生病的人，尤指等候接受内外科医生的治疗与照料的人。“病人”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其中一个意义是专指生病且需要照料的人，与现在所指完全相同。

“病人”翻译成日文是“患者さん（かんじゃさん）”。根据几位老医学家的观点，“患者”一词出现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洲国”时期，很可能是由直接使用日文翻译而来，因此，带有很明显的殖民文化嫌疑。

医学无国界，但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是有国界的……我们权衡再三，认为有必要将几位老医学家的建议传递给医学界的同仁，完成他们的遗愿。将“患者”一词更改为“病人”，对于纯洁我国医学教育，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文化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帮助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医学观、国家观与民族观，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使用“病人”一词，不仅是继续沿用传统称呼，有利于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医学人文传统；而且能够提醒人们正确面对和主动关怀生病之人，了解他们的疾病，理解他们的痛苦，关心他们的治疗，进一步激发广大医务工作者研究、攻克疾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对病人进行全面人文关怀的氛围。

据陈孝平院士以及所转述各位外科老专家的意见，“患者”一词源自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伪满洲国），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感、耻辱感，应当休止使用“患者”一词。无疑，日本侵华期间，伴随民族征服，一些带有民族羞辱色彩的词汇在日占区普遍使用，如称“中国”为“支那”，以表达轻蔑鄙视。但是，“患者”一词似乎没有特指中国人的歧视性内涵。而且追根溯源，“患者”一词并不是日本原创。它最早出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大约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早期）流传到日本。

翻览文献，“患者”一词首见于《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如来寿量品第十六”篇章，经文为：“我亦为世父，救诸苦患者，为凡夫颠倒，实在而言灭，以常见我故，而生憍恣心，放逸著五欲，坠于恶道中。”此中的“患者”意为苦难的承担者。

从文化交流史角度看，近代中日之间名词术语的相互借用、互通情形有其历史渊源，中日文化与文字存在着哺育（中-日）与反哺（日-中）的关系。日文中许多核心概念，尤其是天皇年号、名字均出自中国古典典籍，如“明治”（出自《周易》）、“维新”（出自《诗经》）、“厚生”（出自《尚书》）。日本至今还有年度汉字评选的习俗。

唐代以来，以鉴真东渡为标志，日本大量引进中华文化（文字、典籍、建筑、医学），借用汉字形意，形成与中华文字学相近相通的日语语义学体系。但近代以来，明治维新的日本在西洋化（现代化）进程中领跑于大清帝国，晚清民初，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形成一股“东洋化”热潮，也带来新名词的日译倾向，一些重要的概念均来自于日文，如政治、经济、组织、干部，医学中卫生、健康、防疫等词均来自日译。如今，这些词语已融入中华词语库，不可因为源头为日译而排斥。

患者，即罹患疾苦的人，常根据自身的不适体验与敏感（忍耐）度定义疼痛与痛苦。病人（病员、病号、病家）指生病的人，或人在病中。“病人”与“患者”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差别，病人有指标（生理、心理指征），患者有感受（疼痛、难受、折磨）。有“患”（如各种不适的感受）未必有“病”（各项生理指标并未偏离正常值），而有“病”必然伴随“患”的体验。

英文里有“疾病”（Disease）与“疾患”（Illness）之别：疾病是依据病因、症状、实验室及各种现代医疗仪器探测出来的阳性指征所做出的偏离正常（健康）态的临床判定。疾患则是疾病个体诉说的痛苦经历和身心体验。英文中病人为Patient，而非Diseas-er（or）或Illness-er（or）。Patient与passion都源自拉丁语词根“pati-”，意为遭受（患）、忍受折磨的内在体验，包含着疾病解释的文化维度，如患病说明、症状解释、病况解读，以及患病经验、体验、感受的描述，如不舒服、难受等。

在中文里，“者”与“人”有尊卑之别，人们常常在情感化、表达同情及尊意时呼“者”，如老者、智者、行者、长者、师者、讲者、学者、医者、逝者，“患者”亦如此；“人”则是不带情感的平常称呼，如男人、女人、旅人、罪人、犯人、死人，“病人”亦如此。

同样是医疗行为，其背后有医学模式的分野，生物医学模式（聚焦躯体）的临床循证过程中比较适合于使用“病人”，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临床叙事过程中则呼唤“患者”的回归。21世纪新兴的叙事医学，其价值在于将“找证据”与“讲故事”结合起来，构成客观与主观、观察与体验、生物与生灵、技术与人道有机的统一。

医学哲学家图姆斯曾在著作《疾病的意义》中指出“医生，你只是观察，而我在体验”，并揭示只有“病”没有“患”的医学观察的不完整性。哈佛大学医学社会和心理医学教授凯博文在《疾痛的故事》一书中指出“疾病”（Disease）与“疾患”（Illness）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患者的世界；一个是被观察、记录的世界，一个是被体验、叙述的世界；一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他批评当下的临床路径只有病，没有人；只有公共指征，没有个别镜像；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告知，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叙事医学的首倡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丽塔·卡蓉教授认为：在人类生命经验的构成中，有客观事实与主观意义这两个层面的区分，疾病作为人类生命经验的一环也不例外。疾病（Disease）客观呈现的生理症状与个人主观的生病/罹患（Illness）体验意义是并存的。罹患凸显疾病的生成意义与丰富的个性化体验，意在唤醒人们去“洞观”生理症状背后的心理与灵性意义层面的变化，关注两者之间的平行关联。

首先，生命具有神圣性，以及哲学上的超验性、精神性，不能只在物质（躯体）层级揭示生命的奥秘，必须从身-心-社-灵的递进关系中把握生命。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死亡都具有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医学在不懈地追求确定性，但是无法彻底超越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的“无知之幕”。

奥斯勒一百年前曾坦言：“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中医则强调：“医者，臆也，易也，艺也。”其次，医患之间存在主-客间性，流淌着不纯粹的客观性、不充分的主体性。其三，生物的多样性：每个人都是别样的生命个体，不会相同，可感性大于客观性。其四，医疗活动具有技术-人文的共轭性，一方面追求有理、有用、有效、有根（因果），另一方面又追求有德、有情（共情）、有趣、有灵。

为此，有必要认真清理循证医学对现代医学认知大厦的冲击，厘清临床中实证主义（表现为客观主义、证据主义，而忽视主观及内在感受、情感意志表达）的认知偏失，把握好对象化与主体化、外在化与内在化、客观与主观、证据与故事（现象）的张力平衡。

　　最近，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同济医院肝脏外科教授陈孝平给《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7年第1期的建议信在网上公布。信中建议，将医学教材及医学出版物中“患者”一词统一更改为“病人”。此举得到20位院士、专家联名支持。

　　对生病的人该称患者还是病人？如果不是陈孝平教授提出来，许多非专业人士大概不会把这作为一个问题的。一句话，这个问题普通人恐怕很少会关心，只有陈孝平教授这样的院士、专家才会留意其间的尴尬。

　　陈孝平教授以及与他持有相关观点的院士、专家们想必有充分的依据。比如学理依据，在英文中，表达“病人”概念的词有好几个，但英文医学教材及文献中，表达“病人”意思的词只有“patient”一个。比如历史源流，我国早期医学词典、医学教材、医学出版物及汉语言辞典中并无“患者”一词，“九一八”事变后，“患者”一词才在关外出现并传入关内。一些老医学家的观点是，“患者”一词很可能是直接由日文翻译而来，并与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关联。比如使用范围，陈孝平教授强调，只是在医学教材及医学出版物中，统一规范为“病人”，至于日常用语，并不必强制要求。

　　然而“患者”一词用到今天，辨识度、流行度、公众的接受程度均相当高。揆诸现实，不只有非专业人士认为，“患者”远比“病人”更合适，更无歧视感，甚至于许多同样像陈孝平教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持有不一样的观点。

　　到底该称患者还是病人？或许有些人最计较的是“患者”一词是舶来词，尤其无法接受的是，它还是日式输入词。这样看起来，问题就有些严峻了。不过，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古代借鉴了中文词汇，近代以降，又利用他们所借鉴的中文词汇吸收消化了很多外来语，形成了现代化的中文词汇，并且转输到中文领域，这或许是文字交流史上的好事。事实上，除了“患者”以外，中文源自日语的汉语词汇比比皆是：干部、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方针、政策、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等等等等，简直可以说，用原始中文词汇无法描述的现代物事，都不乏日式舶来词的影子。

　　试想一下，对这类词汇如果一概拒绝，会不会带来新的混乱和麻烦呢？语词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与源流有关，同时更是攸关现实，甚至于语词一经诞生，还可能背离源头，在中文语境的现实中沉淀下来，与时代性、人民性相结合，对应着较为稳定较为妥帖的新语义。这个时候再从舶来源头上死抠，不仅显得多余，而且无疑会很麻烦，缺乏某种外部经济性。

　　2016年12月29日，《中国实用外科杂志》APP上推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教授《关于将医学教材及医学出版物中“患者”一词统一更改为“病人”的建议》，这一建议迅速在微信中热传，截至2017年1月1日下午，点击量已经达到了4.5万人次。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老一辈医学家吴阶平院士、裘法祖院士等5人联名向原国家卫生部及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医学教材及医学出版物中“患者”一词统一更改为“病人”。理由是：在我国早期医学词典、医学教材、医学出版物及汉语言辞典中并无“患者”一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患者”一词才在关外出现并传入关内；因此，“患者”一词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殖民时代有着很大的关联。

　　医学无国界，但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是有国界的。虽然，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71周年，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历史，仍然需要铭记被殖民的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避免被侵略、被奴役的悲剧重演。

　　因此，我们郑重建议并呼吁国家及有关部门今后将医学教材及医学出版物中“患者”一词统一为“病人”。一词之改，于国家、于民族、于医学和医学教育事业、于当代社会均极有利，恳请医学界同仁采纳！

　　关于病人和患者两种称呼的使用上，我个人也是喜欢用病人，而很少用患者。既然我们知道了病人和患者的区分，出于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废止“患者”的称呼，因此，陈院士的呼吁无疑是一个科学家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应该呼吁多一些这样的科学工作者。

　　12月28日，杂志收到陈院士的邮件，29日就推出了陈院士的信件，真可谓处理得迅速，我们在为杂志的高效工作点赞的同时，我们不禁又要产生一些“奇思妙想”：如果这个建议不是陈院士提出的，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提出的，是否也会引起重视呢？

　　在教科书上，经常会出现急性阑尾炎的典型表现是“转移性右下腹疼痛”，这样的文字从我当学生学习外科学开始，到后来我给学生们讲外科学，教材上都是这么描述的，我曾经给多个部门和杂志写过信，指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均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为什么说“转移性右下腹疼痛”是错误的呢？从文字上解释，就是疼痛部位在右下腹转移，那么，典型的急性阑尾炎是怎样的疼痛呢？首先是上腹部或是脐周疼痛，经过数小时后，转移并固定在右下腹，这是内脏神经痛的定位不准确引起的，因此，“转移性右下腹疼痛”的描述显然就不能涵盖急性阑尾炎的过程了。

　　打一个比方，这就像你在小区里转了一圈，最后进入房间，如果描述为你在“房间里面转”，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正确的描述是在“小区内转”，这个房子显然也是这个小区的一部分。因此，急性阑尾炎的典型表现应该是“转移性腹痛”，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竟然没有人回复我，当然，最近的一些教材中，有的已经将这样的文字做了修改，说明我的呼吁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几年前，某杂志发表了一篇原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症合并甲状腺癌300多例报告，由于我长期关注原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症，我一眼就看出了这篇文章的问题：原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症在我国有文献记载的60年来，也只有4000多例报告。全国治疗这个疾病最多的医院也只有几百例报告，那么，这篇文章显然是有问题的，我认真阅读了原文，原来是作者治疗了300多例，其中有13例合并甲状腺癌，显然这是一个低级的错误，错误发生在哪里？是有意还是无疑的？我不得而知。为此，我给该杂志编辑部的投稿系统发去了自己的商榷意见，但几年了，一直都是审稿状态。

　　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我想，如果这两件事情是陈院士发现的，一定会得到重视，一定会有回复，一定会有更正，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其实，院士们的事情太多了，像“患者”这些小事他们是难以过问的，当然，较真的陈院士过问了，就得到重视了，那么，还有更多院士们无暇顾及的事情呢？因此，中国的学术“大河”是由无数条“小溪”汇聚而来的，只有构建学术平等，学术诚信，提倡学术争议、学术讨论，才能让中国这条学术“大河”能够更加洁净、更加完美。才能让院士们多关注大事。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一些外来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多元化的文化其实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但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应该认为什么都是国外的好。2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老公与堂客》，写的是受香港和东南亚的影响，现在国内的妇女都习惯于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公”，一些农村喜欢称自己的妻子为“堂客”，其实，这两个称呼都是蔑称，“老公”在中国古代是对太监的称呼，而“堂客”尽管说是地位高的称呼，其实也是一种不雅的称呼。

　　那么，现在在城市里，称堂客的少了，但称“老公”的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我在不停的呼吁，但收效甚微；尽管大家都愿意称自己的丈夫是“老公”，至少我的称谓中，没有“你的老公”之说，我只说“你的先生”。

　　综上所述，陈院士将“患者”改为“病人”建议，告诉我们科学家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学无小事，应该提倡学术争议、学术讨论；对于舶来品我们不能盲从，因此，我们只有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才能识别这些舶来品是净化，还是糟粕了。